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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7世纪至20世纪,法国先后出现了许多影响世界汉学界的著名汉学家,其中不少人都是影响世界的学术巨擘。虽然,我们不必如数家珍般点击其数不清的芳名及其成就,但我们仍然列出一些名录,希望这一鳞半爪,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广博以及为汉学发展而执著耕耘的严谨、庄严的文化精神。

而美国汉学起步稍晚,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,但依然有不少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,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产生很强的影响。

一、法国知名汉学家

巴多明(Dominique Parrenin,1663-1741),生于法国杜城,卒于中国北京。巴多明凭借其语言天赋、外交才能与广泛的科学知识,博得了康熙的青睐,得以常侍御侧,因而有机会向康熙献策。如清初进行的全国大地测量即由他提议,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仍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。巴多明曾担任教廷、葡萄牙和俄国使臣的翻译,又在宫中教授拉丁文,培养外交人才。

巴多明的科学活动,主要表现于对中国医学的研究。他认为,在《内经》时代,中国人已认识了血液循环的原理,他的看法引起了一些法国人的兴趣。巴多明认为,中医理论不够完善,但在实践中却较为有效。他对中国的本草学也进行了研究,并研读了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。1723年,巴多明在写给法国科学院的信中报告了大黄、冬虫夏草、三七、阿胶等中药的药性。其中冬虫夏草是法国科学家最感兴趣的,1726年,有人专门对这种中国特产的药物进行了研究。巴多明对冬虫夏草的记载与法国人的研究,都早于中国医书,故弥足珍贵。后来在J.B.杜赫德的《中华大帝国志》(1735)中也收录了上述中药,显然是根据巴多明的通信编写的。巴多明还就法国医界感兴趣的中国性病的起源、命名、特征及治疗方法作了研究,被收入J.阿斯特吕克的一本关于性病的书中。阿斯特吕克的结论中包括了巴多明提供的信息:中国在15世纪已认识梅毒;性病的症状及控制方法;性病的预防方法,包括含汞治疗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