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赵辉

从学理上讲，文明起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这就决定了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相当长时期的任务，它也是中国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。目前，这项研究以一个工程的形式出现，由国家来支持，是一件好事情。它从规模上、形式上都可谓史无前例，研究地域覆盖了参与史前文化的主要区域，具体说来就是黄河、长江这两条大河流域，还有西辽河、大凌河这一带。目前，全国有数十家单位共同参与这个工程研究，这么多人在一起考虑同一个问题、做同一件事情，这么大的研究规模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。

探源工程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比如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气候、环境、资源下如何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特点？这些社会又是如何向复杂化、文明化发展的？不同的文化面貌是否意味着它背后的社会文明化过程、原因、机制、方式的不同？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。

我认为，自有夏以来的中国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上，存在一个“以中原为中心”的历史趋势，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表层可以看出，这个历史趋势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现的，即从所谓的龙山时代奠基下来的。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运动大势，严文明高度概括为“多元一体”，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，东亚地区内部各地史前文化既有地域特点，又在相互作用中结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，共同走向文明。从世界的格局看，正是在这个丛体的基础上，东亚历史具有了完整性和特殊性。而所谓“以中原为中心”，则是我对这个丛体内部中“一体化”具体过程的理解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学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那就是倡导了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，大量自然科学的技术方法进入了考古学领域，这在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实施的时候就有了摸索，现在探源工程更为明显。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要从陶器上、骨骼里去分析，把信息提取出来。比如，当时的人吃什么？光是这个问题就需要好几个学科来一起研究。而像社会组织、社会生产、交通、贸易、人口流动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，涉及的研究领域就更多了，探源工程的实施使考古学在现代化、多样化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。考古学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学科，几乎所有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都被应用了进来，这也迫使学校在考古学科的培养方向、教学计划等方面进行调整。我认为，这是探源工程实施以来的不太明显、但却更为深刻的一项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