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以“和”为最高的价值。孔子弟子有若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”孔子亦说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和同至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。《国语》记述史伯之言说：“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质和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。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。”这里对和的意义的解释最为明确。不同的事物互相为“他”，“以他平他”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，这叫做“和”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。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，这是“同”，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。春秋时齐晏子也强调“和”与“同”的区别，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：“君所谓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，以成其可。君所谓否，而有可焉，臣亦曰可，以去其否。”这称为“和”。如果“君所谓可”，臣亦曰可；“君所谓否”，臣亦曰否，那就是“同”，而不是“和”了。晏字说：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瑟瑟之专一，谁能听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。”这是说，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，兼容不同的观点，才能使原来的思想“成其可，去其否”，得出正确的结论。孔子所谓“和而不同”也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。“和”的观念，肯定多样性的统一，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，于文化的发展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老子亦讲“和”，《老子》四十二章中说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五十五章中说：“知和曰常，知常曰命。”这就肯定了“和”的重要。但是老子冲淡了“和”与“同”的区别，既重视“和”，也肯定“同”。《老子》五十六章中说：“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。”这“和光同尘”之教把西周以来的和同之辨消除了。墨子反对儒家，不承认和同之辨，而提出“尚同”之说。墨子有许多进步思想，但是尚同之说确是比和同之辨后退了一步了。
儒家宣扬和的观念。《周易大传》提出“太和”观念，《彖说》：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”这里所谓太和是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。儒家认为，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。《中庸》云：“万物并有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“太和”景像。
孟子提出“人和”，他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环而攻之而不胜。夫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；然而不胜这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坚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尔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善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”这里所谓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，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。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，这是今天仍然必须承认的道理。
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，加强民族凝聚力，促进民族融合，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。在历史上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，已成为长期起作用的客观规律。在历史上，汉族本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；在近代，汉族又和五十几个少数民族融合而合成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内部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。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，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。多元的统一，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谓“和”的体现。所谓“和”，不是不承认矛盾对立，而是认为应该解决矛盾而达到更高的统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