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“西学东渐”和“中学西传”的互动之中。
吕布吕基思的《远东游记》、意大利的雅各布•克纳的《光明城》、贝尔西奥的《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》、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、亚历山大•德•罗德的《在中国的数次旅行》、南怀仁的《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》、费尔南•门德斯•托平的《游记》、李明的《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》和《中华帝国全志》及罗明坚、金尼阁、汤若望、卫匡国、马若瑟等名士关于中国的游记、通讯和著作,都是汉学形成的重要元素。
这些包罗中国社会万象的文字,不仅记录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独特的中国见闻,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。这些西方各色人等的游记、日记、札记、通讯和报告,尽管包含一些负面的东西和观点,但是因为其中记载了大量中国的物质文化及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科举等具体翔实的资料,使之成为西方汉学家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宝贵文献。这些文献之于西方汉学的发生、发展、成熟,不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,还曾经有过奠基作用。一俟到了十八九世纪,当游记一类文献和作为学术研究的汉学并存时,游记一类作为汉学的重要辅助文献,在学术史上其价值仍然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