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说他的供述中有情有可原之处，但皇帝我不能私干司法。 虽然说这个案件不乏肃顺挟嫌报复的成分，但若是让肃顺这样的人抓到证据的事情，应当说是非常普遍事情了。民国初年许国英所撰《清鉴易知录》在提及柏葰案时说，自嘉庆、道光以来，公卿大臣的子弟遇到科举考，竞相打通关节，把得中高科看作是旧有之物，把请人预荐主司而得中视为平常之事。

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科场作弊，成了“法不责众”或曰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。

身跨大清与民国的文化学者徐珂(1869－1928)在其笔记《清类稗钞》所记科场诸事，当算是对柏葰事件时代背景的写照。比如他讲的通关节的故事，即是如此。故事说:京师凡有考试，无论大考小考，人们都争相提前拿考到题目，逢上科举更是如此。考生去拜访考官，递张纸，纸上写几个让别人查不出头绪的文言文虚词。在这几个字下，画一个黑色墨圈的人，表示愿出白银一百两拿到考题，而画个黄色圈的人则表示愿出一百两黄金拿到考题。有一次科举时，某考生打通了关节，考官告诉他，写八股文时要连用四个“一”破题，便能中前几名。该考生如应而行，写道:“儒一而不为一，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。”如此写法，可以说是狗屁不通，但该生偏偏就中了进士并名列前茅。

一个国家如此生产次品人才，国家政务又由这些次品人才来管理，不亡国，那就是怪事了。

清代文人自动承袭明时之弊，科举时抄写范文也成了一大奇观，而就是有了范文，有的人都抄不好，以致于考官有时要从抄得较好的参试者中选人才。如此而为，真让人哭笑不得。而在行此“善举”的学官来看，这样可以鼓励学生们认真背诵四书五经。乾隆年间著名文人彭芸楣任浙江督学，一次到某地主持考试，收卷后，大为惊诧:该地生员质量很差，没一份卷子合格。倒是有三位抄范文的人，答卷尚可:第一个原来照抄，另两个则对范文各段落顺序稍作变动，也勉强可看。彭督学就将这三人列为前三名，予以公布。他对前来看榜的生员们说:“能把从小读的范文一字不落地背下来，记性不错，应当鼓励，所以取他为第一。”

乾隆素以整顿科场弊案而留名于中国的监察史，而事实上呢，从他那个时代起，教育体制就败坏透顶了。所以，到清亡后，民国时代的许国英说嘉庆、道光两朝以来科场请托成风，也不为过，甚至说是比较保守或客气了。

在道光咸丰两朝不可一世的权臣肃顺，在科场上反腐以树自己威信，固然是“将反腐政治化”的举措，但也就是这件事，在他政治失败之后，还受到了指责。御史任兆坚上疏，要求为柏葰平反昭雪。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接奏后，将信件转给刑、礼两部合议。不久，两部的意见就变成了圣旨，说柏葰接受人情委托，当然应当承担刑事处分。但是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人，因为法条上没有仅就接受人情委托而治罪的明文规定，就比照泄露国家机密罪给判了立即处斩的刑罚。这个判决主要是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葰有私怨而行的报复，他们乱用威权，使用牵连的办法，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决。先皇也觉得所判过重，才在圣谕中说“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”那样的话。那岂不是不想严处有微过的正直大臣吗？现在，两宫皇太后要刷新政治，事事务求宽大与公平。柏葰不能说无罪，任兆坚御史要求“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