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坐标

中国佛教两千年

明太祖洪武十五年(1382年)将寺院分为禅、讲、教,制定僧尼服色。

清高宗乾隆三年(1738年)中国古代最后一部大藏经(《龙藏》)完成。

清德宗光绪二六年(1900年)敦煌发现藏经洞。

明清两代,佛教进一步衰退。明初统治者从制度上限制佛教的社会地位,将佛寺分为“禅”、“讲”、“教”三种。每种寺院的僧人,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有规定。清代沿袭明制,加强僧官制度,内地主要仍为禅净两宗流行,寺院流行做佛事。

明代佛教在吸收道教传教方式的基础上,出现了许多糅合儒家伦理与佛教学说的著作,三教合流更为明显。明末以袾宏、真可、德清、智旭四大高僧为旗帜,面对佛教在民间的世俗化和商业化,特别提出了读经的重要性。清末,法相宗曾经一度重兴,一些人想将此作为挽救衰败的国家和世道人心的思想武器。西藏密宗和日本密宗也被引入内地,但并未能扭转佛教下滑的趋势。由于佛教僧人的素质不高,一些居士自成体系,刻意讲学传法、刻经流通,为复兴佛教做了大量工作。

明代政府曾经取消藏传佛教的特权,但出于政治需要,仍在西北设藏传佛教的僧官,优礼西藏喇嘛。清代更是对藏传佛教予以扶持,给藏传佛教领袖很高的待遇,同时又加强了中央的管理权,规定采用“金瓶掣签”的方式遴选活佛,并以此形成历史定制。

在藏区和蒙古地区,佛教在经过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后,有了更大的发展,并且最终形成了“政教合一”的特有的社会制度。在云南边陲地区,来自缅甸与泰国的南方上座部佛教传入,最终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佛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