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元明清时期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，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错综复杂，科学、艺术得到高度发展，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。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在思想领域也有表现。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以理学为特征，理学兴起于北宋，发展于南宋，元、明、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，清代中叶逐渐衰落。理学以儒家哲学为基础，吸收道家和佛教思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。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围绕理气、道器、心性、知行、两一、古今等问题展开，承上启下，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时期。

1、理气、道器。理气、道器是探讨世界本原的一对哲学范畴。北宋张载提出“太极即气”，以气的变化说明世界的万事万象。把气看成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，称气的变化为“理”，认为理是“物之理”。程颢、程颐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，理具有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的双重涵义，二者是同一的。朱熹进而指出“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，生物之本也，气也者，形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”。主张“理在事先”、“理在气先”。明代的罗钦顺反对程朱的观点，肯定理在气中，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。王廷相也提出“理载于气”，认为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。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张载的思想，称“天下惟气而已矣，道者气之道”，明确指出道对于气的依赖关系。清代的颜元认为“理气俱是天道”，戴震也把道解释为气运行的规律。

2、心性、心物。心性、心物问题源于先秦哲学，受佛教的影响，理学很注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。张载认为变易为万有的本性，为人所禀受，称“天地之性”。人由于身体的结构而形成的性称“气质之性”，“心统性情”。程颢也区别“天命之性”与“气禀之性”，认为天命之性就是理，程颐提出“性即理也”，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。朱熹进一步指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就是理与气的关系，又指出心之体是性，心之用是情，心中有性，理具于心。心学代表陆九渊 提出心即是性，性即是理，“心即理”，“吾心即是宇宙”。王守仁强调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理”。否认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。明清之际的颜元和戴震也主张“理在气中”，戴震还对心性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，认为性的内容就是血气心知，外在的客观之理是心认识的对象。

3、闻见、知行。宋元明清哲学所讨论的闻见、知行指的不仅是一般的认识和日常行为，还包括道德认识和践履。张载将知分为“闻见之知”即对事物的认识和“德性所知”即对天道的认识，认为后者来自道德修养。程颐接受了张载的上述看法，强调格物致知，通过对自身和万物的研究体认天理。他主张知先行后，“知之深则行之必至”。朱熹则认为“论先后，知为先，行是知的工夫”，以知为行。王夫之则主张行先知后，认为“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，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”。